过去几年，很多中国内地企业家一听到“加密货币”、“虚拟货币”甚至“稳定币”，第一反应往往是“炒币”、“高风险”甚至“违法”。

这种印象并不奇怪。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全球加密货币行业确实存在大量投机、监管缺失甚至欺诈风险。中国内地监管机构也长期对虚拟货币交易、ICO（首次代币发行）以及相关金融活动保持高度谨慎态度。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清晰的监管框架，虚拟资产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往往更多被视为一种投机工具，并与洗钱、非法集资等风险联系在一起。

但随着香港《稳定币条例》的正式生效，这一领域正在逐渐从监管模糊地带走向制度化监管。

与此同时，过去两三年，国际市场也正在发生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国际金融机构、大型科技公司以及各国监管机构开始意识到：区块链技术以及稳定币真正重要的价值，可能并不在于“炒币”，而在于其背后的支付与清算能力。

简单来说，稳定币本质上是在尝试解决一个传统国际金融体系长期存在的问题：国际支付太慢、太贵、太复杂。

今天一笔传统国际电汇，往往需要经过多家中间银行（intermediary banks）、SWIFT系统以及不同国家的银行清算体系。很多跨境汇款可能需要数天才能到账，中间还会产生较高的手续费、汇兑成本以及合规审查成本。 对于大量中小型贸易企业、跨境电商企业、SaaS企业、AI企业甚至全球数字服务平台而言，传统国际支付体系已经越来越难满足实时化、全球化和互联网化的商业需求。

相对于传统国际支付体系，稳定币支付体系可能带来几个重大变化：

首先，跨境支付可以实现全球范围内7×24小时实时结算，而不再受传统银行工作时间、节假日以及跨境清算周期限制。

其次，稳定币支付会显著降低跨境支付成本，小额国际支付变得更加可行。

第三，资金可以在链上点对点完成转移，从而减少传统国际支付体系中复杂的中间清算环节。

第四，稳定币体系与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s）结合后，还可能实现自动化、条件触发式支付。例如，在国际贸易场景下，未来部分支付甚至可能与物流、仓储、交付等数字化系统自动联动。

最后，随着人工智能（AI）尤其是 AI Agents 的进一步发展，基于智能合约的链上自动支付体系，未来也可能逐渐成为 AI 系统之间进行自动化交易、任务执行以及价值结算的重要底层基础设施。

从某种意义上讲，互联网改变了信息传输方式，而稳定币与区块链技术，正在尝试重塑跨境支付体系。

二、美国、欧盟与香港：全球主要金融中心都在立法

过去两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已经开始系统性建立稳定币监管框架。

2025年，美国正式通过《Guiding and Establishing National Innovation for U.S. Stablecoins Act》（简称“GENIUS Act”）。该法案被普遍认为是美国第一次从联邦层面对稳定币发行与监管进行系统性规范。

美国的整体思路相对市场化。其核心目标之一，是希望在数字金融时代继续巩固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换句话说，美国并不希望未来全球数字支付体系脱离美元体系运行，相反，它希望让“数字美元”继续成为全球支付的重要基础设施。

事实上，目前全球主流稳定币绝大多数仍然与美元挂钩。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推动稳定币监管，并不一定意味着传统美元体系被削弱，反而可能意味着美元体系正在进一步数字化、互联网化与全球化。

与美国相比，欧盟的监管路径则更加强调金融稳定与消费者保护。

欧盟《Markets in Crypto-Assets Regulation》（简称“MiCA”）自2023年5月起分阶段生效，其中关于稳定币的核心规则自2024年6月30日起正式适用。

MiCA 对稳定币发行、储备金管理、资本要求、消费者保护以及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Crypto-Asset Service Providers）的监管都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

与此同时，MiCA 还将稳定币区分为电子货币代币（E-Money Tokens）与资产参考代币（Asset-Referenced Tokens）。前者主要指与单一法定货币挂钩的稳定币，后者则可能与一篮子资产、货币或其他价值参考物挂钩。

在全球主要金融中心都开始建立稳定币监管框架的大背景下，香港也开始加速布局。

2023年1月，香港金管局发布关于加密资产与稳定币的讨论文件结论，明确提出将稳定币纳入监管框架。随后，香港特区政府于2024年公布稳定币发行人牌照制度相关立法建议，计划建立一套涵盖牌照申请、储备资产管理、赎回机制以及反洗钱要求的完整监管体系。

与此同时，香港金管局还于2024年启动“稳定币发行人监管沙盒”（Stablecoin Issuer Sandbox），允许有意在香港发行稳定币的机构在受控环境下测试其业务模式与运营流程。

与美国更强调市场创新、欧盟更强调风险控制相比，香港的路径更像是一种“有限开放 + 强监管”的路线。香港既希望抓住数字金融与虚拟资产发展的国际机会，同时也希望维持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长期建立的金融稳定与合规信誉。因此，香港当前推动的稳定币体系，并不是完全脱离传统金融体系的“加密金融”，而更像是在传统金融监管框架基础上的数字金融升级。

从某种意义上讲，香港此次正式发放稳定币牌照，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香港近年来推动数字金融、虚拟资产以及资产代币化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为什么香港只发了两张牌照？

相比很多人对“Web3”行业的想象，香港此次发牌其实相当谨慎。

据公开信息，申请机构包括蚂蚁集团、京东币链以及美元稳定币 USDC 的发行方 Circle 等金融科技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但最终获得首批牌照的，并不是金融科技巨头，也不是市场上最知名的加密货币交易所，而是由香港发钞银行主导的机构。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

这背后实际上反映出香港当前对稳定币发展的一个核心监管思路：香港希望推动的是“受监管的数字金融体系”，而不是一个脱离传统金融监管框架的加密货币市场。

稳定币本质上仍然涉及支付、资金流转、客户资产、反洗钱（AML）、客户身份识别（KYC）、跨境金融监管以及金融稳定等问题。因此，金管局显然更加倾向于优先选择具有成熟银行风控体系、国际合规经验以及长期金融监管合作经验的机构。

这也意味着，香港当前的发展方向，并不是鼓励“野蛮生长”的加密货币市场，而是在尝试建立一个受到严格监管、能够与国际金融体系兼容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

事实上，如果仔细阅读两家持牌机构在获得牌照当日发布的新闻稿，会发现香港这一轮稳定币发展的方向，其实已经非常清晰。它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去中心化金融革命”，也不是一个鼓励“炒币”的市场。恰恰相反，香港正在尝试推动的，更像是传统金融体系的一次数字化升级。

Anchorpoint 是由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香港电讯（HKT）以及 Animoca Brands 于2025年初在香港设立的合资企业。其中，Animoca Brands 被普遍视为亚洲最具代表性的 Web3 投资与游戏企业之一，而渣打银行则是香港传统发钞银行之一。

根据公开新闻稿，Anchorpoint 计划发行名为 HKDAP（HKD At Par）的港元稳定币，并采用B2B2C（企业对企业对消费者）的模式开展业务。换句话说，Anchorpoint 并不准备直接面向公众开放稳定币服务，而是计划通过授权分销商（authorized distributors）向终端用户提供相关服务。

这一安排非常值得关注。它意味着，Anchorpoint （渣打银行）并没有选择一种“完全开放式”的稳定币体系，而是在保留传统金融体系重要监管节点的前提下，对支付与结算体系进行数字化升级。

从目前公开披露的信息来看，在该模式下：

·稳定币发行机构负责底层发行与储备资产管理；

·授权分销商负责客户触达与部分合规管理；

·最终用户则通过受到监管的渠道使用稳定币。

这种结构其实与传统银行体系、信用卡网络以及第三方支付体系存在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从监管角度来看，这种模式显然更有利于客户身份识别（KYC）、反洗钱（AML）、交易追踪以及跨境监管协调。

与此同时，Anchorpoint 在新闻稿中还特别强调，其未来重点应用场景包括数字经济支付、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RWA Tokenization）的结算与分销、跨境资本流动以及跨境支付解决方案。

这意味着，香港当前推动稳定币发展的重点，已经不仅仅是“数字货币支付”，而是在尝试建立下一代数字金融基础设施。

未来，无论是数字债券、代币化基金、链上供应链金融还是数字化证券结算，都有可能逐渐与稳定币体系结合。换句话说，稳定币未来真正改变的，可能不仅仅是“支付”，而是整个金融市场的结算与价值转移方式。

相比之下，汇丰银行（HSBC）的路径则更加偏向零售支付生态。

根据汇丰于2026年4月10日发布的新闻稿，其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推出以港元计价的稳定币，并直接整合进入 PayMe 以及汇丰香港手机银行 App。

这一点实际上释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因为 PayMe 已经是香港最普及的移动支付工具之一，拥有超过330万用户。这意味着，汇丰并不是将稳定币定位为一个“小众数字资产业务”，而是在尝试把稳定币逐渐纳入主流支付体系。

根据汇丰披露的信息，其稳定币未来初期的主要应用场景包括：

·点对点支付（P2P）；

·点对商户支付（P2M）；

·代币化投资产品认购。

从这些应用场景来看，稳定币不再只是一个投资或交易工具，而是开始逐渐进入真实商业场景与日常支付体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汇丰特别强调，其发行的稳定币将由存放于隔离账户中的高质量、高流动性资产进行全额支持，并符合最高标准的金融犯罪合规要求。这实际上再次说明：香港当前推动的稳定币体系，并不是试图绕开传统金融监管，而是在尝试建立一个受到严格监管、能够与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兼容的新型数字支付与结算体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香港当前推动的稳定币发展，更像是传统金融体系的数字化升级，而不是对传统金融体系的彻底颠覆。

四、稳定币未来可能改变什么？

对于很多企业而言，现实的问题可能是：稳定币到底有什么实际用途？

事实上，稳定币最重要的应用场景，很可能首先出现在国际贸易与跨境支付领域。

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

今天，一家中国企业向东南亚、中东或拉美客户销售产品，整个国际收付款流程往往依赖传统银行电汇体系。尤其对于金额较小、频率较高的交易而言，传统国际支付体系的低效和高成本问题会非常明显。

在香港逐渐建立稳定币体系的情况下，上述国际支付未来可能出现新的模式：

中国企业通过香港子公司接收稳定币付款，实现全球范围内7×24小时实时结算，并大幅降低跨境支付成本；随后，再通过香港合规金融体系完成资金管理与国际结算。

从某种意义上讲，稳定币正在尝试把传统跨境支付，从“银行体系逻辑”逐渐转向“互联网体系逻辑”。

因此，不难推测，香港稳定币未来可能首先应用于跨境电商、AI SaaS、游戏、国际数字内容平台以及全球供应链支付等领域。这些行业之所以可能更早采用稳定币，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们天然具有全球化用户、小额高频支付、数字化交付以及实时结算等特点。而稳定币体系与这种互联网化商业模式天然契合。

与此同时，稳定币未来也可能逐渐与资产代币化、数字化供应链金融以及部分数字化证券结算场景结合。

如前所述，稳定币未来真正改变的，不仅仅是“支付”

五、香港稳定币的发展，对中国内地企业意味着什么？

对于中国内地企业而言，香港稳定币的发展，真正重要的意义，可能并不在于“投资”，而在于其背后正在形成的新型国际支付与跨境资金流转体系。

过去几十年，中国企业的国际业务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传统国际银行体系之上。这一体系支撑了全球贸易的发展，但对于今天越来越数字化、实时化和全球化的商业环境而言，其效率问题也越来越明显。

香港稳定币体系未来可能对不同领域的中国企业产生深远影响。

对于大量中国制造业和国际贸易企业而言，稳定币未来最现实的应用场景，很可能首先出现在国际贸易与供应链支付领域。

例如，一家深圳制造企业通过香港子公司与海外客户进行贸易结算。未来，在符合中国内地、香港地区以及相关司法辖区监管要求的前提下，部分国际支付可能逐渐通过香港合规稳定币体系完成，从而实现更加实时的跨境结算效率、更低的国际支付成本以及更加灵活的全球资金流转方式，同时减少中间银行参与，并进一步与数字化供应链系统及智能合约结合。

尤其对于东南亚、中东、拉美以及非洲等传统银行体系效率相对有限的新兴市场而言，稳定币支付未来可能具有较强吸引力。

从目前 Anchorpoint 公开披露的信息来看，其未来重点发展的方向之一，正是跨境资本流动、国际支付以及代币化资产结算。这实际上也说明，香港稳定币未来的重要应用场景，很可能首先落在国际贸易与跨境金融领域。

对于中国出海企业而言，这种变化值得长期关注。

相比传统制造业，稳定币对互联网与数字服务行业的影响，可能会更早、更明显。

过去几年，大量中国企业开始向海外提供 AI 服务、SaaS 订阅、游戏服务、数字内容、在线教育以及云服务。如前文所述，这些业务天然具有全球化、小额高频支付、数字化交付以及实时结算等特点，而稳定币体系与这类业务的商业模式天然契合。

未来，一个海外用户订阅中国 AI SaaS 服务，理论上可能无需再通过传统国际信用卡体系与银行清算网络，而是直接通过稳定币钱包完成与该公司香港子公司的支付与结算。

对于很多全球互联网业务而言，稳定币未来可能不仅仅意味着“新的支付工具”，而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体系性支付基础设施。

香港稳定币的发展，对中资金融机构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从目前香港的发展路径来看，稳定币未来很可能并不是一个“去银行化”的体系。恰恰相反，大型银行、支付机构以及持牌金融机构，未来很可能仍然是稳定币生态中的核心参与者。

无论是汇丰通过 PayMe 推动稳定币零售支付，还是 Anchorpoint 采用 B2B2C 模式通过授权分销商向公众开放稳定币服务，都说明香港正在尝试建立一个受到监管、能够与现有金融体系兼容的新型数字金融生态。

未来，越来越多的中资银行、券商、支付机构以及资产管理机构，可能都会逐渐关注数字资产托管、稳定币支付、代币化资产、链上结算以及数字化财富管理等新型金融业务。

香港稳定币的发展，真正影响的可能不仅仅是支付方式本身，而是中国企业未来全球化经营中的资金流转逻辑以及数字金融基础设施。

六、中国企业需要特别关注的法律边界

中国内地对虚拟货币交易、代币发行融资、资金支付结算以及利用虚拟资产进行资金转移的监管态度，整体上仍然非常严格。

与此同时，中国内地与香港在法律制度、金融监管目标以及资本项目管理安排方面并不相同。因此，中国企业在理解香港稳定币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必须首先准确理解中国内地监管红线。

稳定币在香港监管框架下具有合法基础，并不当然意味着相关安排在中国内地同样合法，更不当然解决中国内地的外汇、金融、反洗钱、税务以及刑事合规问题。

从中国内地过去十余年的监管实践来看，监管机构对虚拟货币相关活动的整体态度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2017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工商总局、原银监会、证监会、原保监会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明确将代币发行融资（ICO）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并要求相关活动立即停止。

202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原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银发〔2021〕237号），进一步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并明确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中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该通知还要求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为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提供账户开立、资金划转、清算结算等服务。

2026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银发〔2026〕42号），比之银发〔2021〕237号文，银发〔2026〕42号文增加了以下几个维度的规定：

第一，明确指出，挂钩法定货币的稳定币在流通使用中变相履行了法定货币的部分功能。未经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同意，境内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境外发行挂钩人民币的稳定币。

第二，增加了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定义和规定，明确禁止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及相关业务服务，并禁止境外单位和个人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第三，明确由中国证监会牵头，统筹指导各地区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非法金融活动风险防范和处置工作。同时，将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督促指导各地区开展应对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工作，升级为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统筹指导各地区开展虚拟货币相关非法金融活动风险防范和处置工作；

第四，将“对境内主体赴境外开展相关业务实行严格监管”作为一级标题在文件中予以明确，严格限制有关业务的开展；

第五，增设法律责任条款，明确违反通知规定开展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非法金融活动，以及为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业务提供服务的，应予处罚，并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这意味着，中国内地正在加强对于稳定币等虚拟货币的监管。因此，中国内地企业不能简单地将香港稳定币视为一种普通支付工具，更不能将其理解为可以突破外汇监管、跨境资金管理或金融业务牌照要求的工具。

从中国内地刑事合规角度看，稳定币及其他虚拟资产相关活动，在若干高风险场景下可能触及刑法问题。

（一）非法经营风险

如果相关主体未经批准，在中国境内从事包括稳定币在内的虚拟货币兑换、撮合交易、支付结算、跨境资金转移等业务，尤其是以“稳定币换汇”“USDT/港元稳定币出入金”“境内人民币收款、境外稳定币付款”等方式为他人提供资金转换服务，可能被监管机关或司法机关从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倒买倒卖外汇或者变相买卖外汇等非法从事金融活动的角度进行评价。

在特定情况下，相关行为不排除涉嫌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的风险。

（二）洗钱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风险

稳定币具有转移速度快、跨境流动便利以及链上地址与现实身份之间存在识别难度等特点，因此在实践中容易被用于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

202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10号），明确将通过“虚拟资产”交易、金融资产兑换等方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列为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来源和性质”的情形。

这一司法解释具有重要意义。

它意味着，虚拟资产已经正式被纳入中国反洗钱刑事司法体系的重点关注范围。

对于企业而言，如果在稳定币支付、收款、兑换或资金流转过程中，未建立有效的客户身份识别、交易背景审查、资金来源审查以及异常交易监测机制，一旦相关资金涉及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贪污贿赂、走私、毒品犯罪、非法集资等上游犯罪，相关企业及其负责人、经办人员都可能面临严重法律风险。

（三）非法集资及变相融资风险

如果企业以稳定币、代币化资产或所谓“数字收益凭证”为名，面向中国境内公众募集资金、承诺收益或变相吸收资金，可能触及非法集资相关法律风险。

在中国内地监管语境下，是否使用区块链技术，并不改变融资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只要实质上构成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承诺还本付息或给予投资回报，就可能被认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进行监管与刑事评价。在稳定币等虚拟资产交易被严格限制的背景之下，相关集资行为，很可能被认定为不具备真实交易背景，进而被认定为集资诈骗行为。

（四）外汇监管与地下钱庄风险

对于中国内地企业而言，跨境资金流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支付工具选择问题，而是涉及经常项目、资本项目、真实性审核、银行展业、税务申报以及外汇管理的一整套监管体系。

如果企业通过境内人民币收款、境外稳定币付款，或者通过虚拟资产通道帮助他人实现资金跨境转移，可能被认定为规避外汇监管，甚至被纳入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或非法资金支付结算等高风险场景。

因此，如果中国内地企业未来希望利用香港稳定币体系，需要重点考虑如何在中国内地、香港地区以及相关境外司法辖区的监管框架之间，建立合法、合规、安全、高效的新型国际支付与资金管理体系。

从实务角度看，中国内地企业未来如拟在香港地区或海外业务中接触稳定币，至少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真实交易背景

无论是国际贸易、跨境服务、数字产品销售还是海外投资，稳定币支付都不应脱离真实交易基础。

合同、发票、物流、报关、服务交付以及税务处理等基础文件，仍然是判断交易真实性的重要依据。

（二）境内外主体法律边界

中国内地公司、香港子公司以及其他境外经营主体，在不同司法辖区下承担的监管义务并不相同。

企业不能因为香港或其他境外主体可以使用某种支付工具，就当然认为内地母公司或境内员工可以在中国内地组织、推广或执行同类业务。

（三）反洗钱与 KYC （客户身份识别）机制

对于涉及稳定币收付款的业务，企业应当识别交易对手身份、审查资金来源、保存交易记录，并对异常交易保持警惕。

特别是金融机构、支付机构、跨境电商平台、游戏公司、SaaS平台以及数字内容平台，如果未来接入稳定币支付，更需要提前建立内部合规流程。

（四）稳定币与人民币兑换安排

对于中国内地企业而言，真正敏感的往往不是境外主体之间的稳定币支付，而是人民币与稳定币之间的兑换、境内资金与境外资金之间的转换，以及是否存在规避外汇监管的安排。

任何涉及“境内收人民币、境外付稳定币”或者“境外收稳定币、境内付人民币”的安排，都应当进行严格法律评估。

（五）香港及其他境外监管要求

香港稳定币制度并不是“无监管制度”，而是高度监管制度。

发行人、分销商、钱包服务商、交易平台、托管机构以及相关服务提供商，均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牌照、反洗钱、客户资产保护、储备资产管理以及信息披露要求约束。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主要金融中心陆续建立稳定币监管体系，中资企业未来如果在香港地区或其他境外市场接触稳定币业务，也需要持续关注相关司法辖区监管规则的变化。

尤其是在跨境支付、反洗钱（AML）、客户身份识别（KYC）、数字资产托管、数据合规、国际制裁以及代币化资产等领域，未来监管要求很可能持续演变，并逐渐与传统金融监管体系进一步融合。

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稳定币相关问题未来很可能已经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虚拟货币问题”，而会逐渐演变为国际贸易、跨境支付、企业出海以及国际金融合规体系的一部分。

七、结语